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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善旅蒙商“祥泰隆”兴衰史

     旅蒙商,是清代活跃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地区从事边境贸易的商人、商号和商帮的通称,兴起于17世纪初期,在18-19世纪达到鼎盛,20世纪50年代消亡,前后三百余年。其活动范围东起黑龙江中上游鄂温克、鄂伦春等游猎民族聚居地区,西至新疆伊犁、塔尔巴哈台等天山北麓的准噶尔部、哈萨克等游牧边陲旷野,南至长城沿边,北抵西伯利亚俄罗斯辖属的部分边境城镇。整个区域囊括了中国北疆漠南、漠北蒙古各部游牧地带,纵横北疆戈壁草原约240多万平方公里。

在阿拉善,一贯就有“先有祥泰隆,后有定远营”(今巴音浩特,建于1730年)的说法。曾垄断阿拉善贸易200多年的旅蒙商祥泰隆,在历史上,承担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,促进畜牧业发展的任务,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晋籍旅蒙商崛起

历史上,大漠南北与中原地区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从未间断过,虽有统治者的“边禁”政策也无法完全阻止。这种商贸往来一般是在和睦相处时期相对繁荣,战乱年代趋于萎缩。

由于明朝政府实行食盐“开中法”(鼓励商人为边镇驻军运送粮草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法规),山西商人也借此捷足先登,在蒙古地区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。

据史料记载,清康熙年间,清廷逐步放开了对旅蒙商的贸易禁令,旅蒙商也乘机由随军贸易而发展起来。在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、平定准噶尔之乱过程中,清政府组织了一批汉族商人从事随军贸易。十几万清军在草原上展开军事行动,所需粮草自然要靠当地牧民提供。在与当地牧民频繁接触中,负责后勤的清军官兵逐渐熟悉了牧民的生活习俗和他们的宗教信仰,掌握了一些蒙语,与当地牧民建立了深厚友谊,同时也精通了以物易物的规矩及商品交换中获利的秘笈。战争结束后,一些曾经为朝廷筹办军需的晋籍清兵干脆就留在草原做起生意。作为朝廷的复转军人,晋籍旅蒙商的初期商业活动,也与朝廷或军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而战后的和平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得以恢复,贸易需求两旺,于是,晋籍旅蒙商很快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。

祥泰隆发迹

大约在200年前,山西省平遥先和甘肃省民勤县的一些人到阿拉善做买卖,起先他们挑担、背包行商,几年后合伙集资,盖了几间房子,成为坐商,并起了名字叫“祥泰公”,专做内蒙古地区的买卖。清雍正元年,祥泰公结束了经营,股东们又开了两个商号“定远堂”、“祥泰隆”。

“祥泰隆”的股东多是从祥泰公老商号来的。定远堂由于经营不善,若干年后倒闭了,“祥泰隆”却一直维持下来。

阿拉善旗行署所在地定远营80里处,有个名叫紫泥湖的村庄,设有源泰当铺,专门经营高利贷,有一套“驴打滚”的办法,使许多商号因负债越来越多而倒闭。清光绪元年(1875年),“祥泰隆”因欠源泰当铺巨款,被迫将企业连同资金和人员、字号一起顶给了源泰当铺,从此,“祥泰隆”还是老字号,但是股东和经理都换成了当铺的董姓人家。接手的当铺掌柜董得峰第四子董振镛请来亲戚赵廷斋负责经营。

据记载,懂经营的赵廷斋使“祥泰隆”一天天发展起来,股金从8000两银子发展到18900两,最高达20万两银子之巨,而且还有上万头牲畜,每三年结算一次,每股分红从白银2000两上升为5000两。

垄断一切商品

“祥泰隆”既经营百货又经营粮食、牲畜及畜产品、药材等土特产。从零售、批发到运输包揽无遗。在旗内设有分号账房和牧场,外地有分店和转运站,从牧民的日用百货,生活必需品,到畜牧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,无所不包,市场价格、金融流通统由其垄断,成为阿拉善旗的后勤供销总部。

据记载,“祥泰隆”在宁夏、包头、天津、北京、山西等内地九个地区和城市设有十个分庄、分号。根据各自的所在,都有各自的分工。如宁夏和银川设有“广发隆”、“隆泰裕”两个分号,负责采购粮食、油料、白酒、地毯、生活用紫铜、黄铜器皿等。包头分庄销售牲畜及畜产品,羊毛、驼绒、皮张及药材等土特产品,采购砖茶、生烟、糖类、布匹等还包销四大家地毯厂的全部地毯。天津分庄主要推销头等驼绒、药材,采购绸缎、布匹、日用百货等。

通过派驻内地的分庄,“祥泰隆”掌握市场行情、了解商品信息,沟通城乡物资交流,起到了互通有无,繁荣经济、发展生产的作用。据资料记载,“祥泰隆”每年进货总值在40万两白银以上。

掌控批发业务

除此之外,“祥泰隆”在阿拉善境内18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,设有8个分号,一方面供应广大牧民群众生产、生活所需的商品,一方面收购牲畜、畜产品、药材等,还兼营畜牧业。

“祥泰隆”对牧民实行赊销的办法,牧民需要商品时,可暂不付现金,只将品名数量记下,到秋季以牲畜和皮毛还账,“祥泰隆”可以随心所欲地抬高商品价格,压低牲畜和畜产品价格,从而获得更大利润。

据记载,民国24年(1935年),“祥泰隆”控制着整个批发业务的80%以上。各中小商号从“祥泰隆”进货必须订立到秋季以牲畜和皮毛作价归还货款的合同,另外在批发货物时,不准自由挑选,好货留给自己二三等货批发给中小商号,以保存自己的优势。

由于资本雄厚,“祥泰隆”控制市场行情,同时大搞囤积居奇,垄断一切商品,使许多商品能几倍或几十倍地赚取利润,保证其经济实力不断发展。

经营管理制度严密

“祥泰隆”规模大,有着周密的经营管理制度,称“行铺规”,也称“号规”。规定所有股东不论股金大小,一律不得干涉号内事务,有事必须通过股东代表与经理协商解决。股东虽为债权负责人,但需要用银也需先提出申请,股东代表也不例外。在工作上对商号内的职员、工人要求严格,而在生活待遇方面比较优厚。

“祥泰隆”的账目齐全,如:万金账即资本总账,有外地分号和本号的来往帐;旗内8个分号和本号的来往帐。有专门记录大宗成交来往现金的、记录客户取用货物的账目等等。

“祥泰隆”这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,保证了企业不断发展。

入乡随俗吸引牧民

“祥泰隆”的经理和营业人员,虽然都是山西人,然而他们均通蒙古语言,能与牧民直接对话,交流感情。因此,广大牧民群众视其为朋友。

“祥泰隆”在经营上入乡随俗,根据牧民的需要和生活特点,提供各种方便。免费为牧民提供食宿,代购代销货物,并用蒙古族的礼节和习俗给以热情接待。遇有较大的顾主,更是待若上宾。牧民返回时购物,他们可以打开库房让其任意挑选,一般不收现金,只需记下所购商品的名称、数量和价格,以便秋后上门结算。旅蒙商在王府或寺庙附近支帐挂牌,多采用以销换购、赊销放帐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法,吸引当地蒙民来购买商品,并把交易所得的牲畜和畜产品运到边口或内地进行销售。

阿拉善惯例,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召开“那达慕”大会,八大喇嘛寺庙常年有庙会活动,牧民经常路过定远营,少则三五十人,多则上百人,“祥泰隆”都热情接待。在牧民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。每年秋天,受过优待的牧民就会精选上好的牲畜、绒毛和皮张,送给“祥泰隆”还账或买东西,这一点是其他商号无法比拟的。

祥泰隆的衰亡

民国20年(1931年)以后,“祥泰隆”逐渐走上了下坡路。由于日货充斥市场,使民族工业面临危机,同时,战乱造成交通不便,货物运输困难,给经营带来重重困难。国内官僚资本主义也趁机大发国难财,以抗战为名,抓兵、征粮,大肆搜刮民脂民膏。

据记载,1939年以后,“祥泰隆”先后共交出顶替壮丁的好马195匹,好骆驼330峰,折款14万4千银元,“祥泰隆”及分号共交出壮丁费20万零800银元。军阀马鸿逵还在定远营设立“宁夏富宁公司分号”专门阻断“祥泰隆”的粮食供应和畜产品收购。再加上通货膨胀、货币贬值造成牧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,购买力极低。

种种原因导致“祥泰隆”业务经营每况愈下,只好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改名“蔚生厚”从事小规模经营,至此,历时200多年的著名旅蒙商——“祥泰隆”逐步衰败。

转自内蒙古晨报      记者 雪竹